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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历史上的瘟疫

王康艺

瘟疫是对感受疫病之气造成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总称。它的种类繁多,如伤寒、鼠疫(黑死病)、天花、流感、麻疹、霍乱、疟疾、痢疾、梅毒等等,都是瘟疫;猩红热、脑膜炎、肺结核、小儿麻痹症、百日咳、病毒性肝炎、血吸虫病(鼓胀病)、艾滋病、登革热、埃博拉病毒、非典型肺炎(简称“非典”)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等等,也都是瘟疫。由于瘟疫是会人传人的,因此,它的传播速度快、传播面广,对人民的生命安全、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的稳定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
台州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瘟疫

据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年出版的《台州历史大事记》载,从秦汉至民国时期,台州共发生17次大的瘟疫,它们分别是:

东汉建宁元年至中平六年间(—),台州发生大规模瘟疫。吴宁(今浙江东阳)人赵炳(也有写成赵昞),入章安(今椒江章安)传道治病,被章安令以“惑众”之罪杀害。

三国黄龙二年(),吴大帝孙权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甲士万人,从章安港出发,浮海远航夷洲(今台湾),“军行经岁,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”,只好带着几千名夷洲的土著返回,被孙权以“违诏无功”之罪下狱而死。

东晋元兴元年(),是孙恩在台州起义的第四年,受军中瘟疫影响,加上粮草不济,被临海郡太守辛景击溃,孙恩投海自尽,从死者数以百计。在战争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,三吴(指长江下游江南的整个区域)户口减半,会稽减什三四,临海、永嘉殆尽。

唐上元年间(—),台州大疫,重者全家病死。死绝户的赋税由生者承担,民不堪重负。宝应元年(),为反对租调,台州唐兴县(今天台县)人袁晁发动起义,被称为唐代中叶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。

元朝中后期,台州水旱蝗疫接连不断,民不聊生。至大元年()春,绍兴、庆元、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。至正八年(),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方国珍(台州黄岩县洋屿今路桥区路南街道人)起义。

明永乐年间(—),台州蝗害变疫严重。“禾稼竹木尽毁”;疫死者不计其数(据《明史》记载,仅永乐八年即年,登州、临海两地疫死者达六千余人);另,黄岩县有10余万人外迁。

明正统九年(),台州发大水,江河泛溢,堤防冲决,淹没庄稼。时年冬天,瘟疫大作,死者甚众(据《明史》记载,绍兴、宁波、台州死于此次瘟疫者达三万余人)。

明万历十六年(),台州发生大饥荒,民食草根木实,死者无算,疫病流行。

明崇祯十五年(),台州大旱大疫,死者相藉。

清道光元年()六月,台州太平县(今温岭市)霍乱流行,死者甚多。秋天,又逢大旱,饥荒。

清咸丰四年()闰七月,台州发生大风雨,海溢潮涌,平地水深数丈,瓦屋尽毁,庄稼淹没。黄岩县(今黄岩区)淹死五六万人,太平县(今温岭市)淹死三万余人。灾后大疫。

清光绪十五年()七月,台州飓风陡作,大雨如注。太平(今温岭)、玉环、仙居、天台水灾严重,不是城崩、房毁,就是树倒、人亡。其中,仙居县平地水深丈余,秋大疫。

清光绪二十三年(7)秋,太平县松门(今温岭市松门镇)流行传染病,亲戚不敢上门。林光宗慷慨好义,亲赴病家诊治,针灸丹药兼施,救活百余人,对贫穷的病人免费并予以资助。

清宣统三年()八月,太平(今温岭)、黄岩等县大雨,禾苗腐烂,晚稻无收。灾后,太平县霍乱流行,死者无算,棺材售罄。

民国三十一年()八月,温岭、黄岩及海门(今椒江)霍乱大流行。据统计,金清(今路桥区金清镇)死45人;海门、三甲、岩屿街(今均属椒江区)一带病死不计其数;温岭县城收尸具,湖屏乡(今温岭市太平街道横湖桥一带)死多人。

民国三十三年()三月,三门流行天花,尤以上叶乡(位于今三门县城西南约3.5公里)最为严重,死亡60多人。

民国三十五年()八月,台州霍乱流行。温岭县一天病死百余人;玉环县坎门镇三分之一居民染病,两天死人。

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台州也曾屡次爆发瘟疫,比较大的有7次,它们分别是:

年1月,台州发生大瘟疫。先是天台福溪、白鹤、苍山、城关等地流行白喉、麻疹,白鹤乡死亡2人。接着,台州各地不断发现散发性的麻疹、白喉等流行疾病,仅1—2月,麻疹患者达5人,死亡73人。期间,三门还发现脑炎,死亡13人。

年春,玉环流行麻疹,患者1.07万人,死亡91人。

年,仙居发生猪瘟,全县死猪余头。

年春,临海县发生流行性脑膜炎,发病人,死亡人。

年6月,玉环流行哮喘性肺炎,全县发病人,死18人。

年12月,广州爆发肺炎SARS,中文名称叫非典型肺炎,简称“非典”。受其影响,台州全民投入紧张的防控工作。所幸的是,没有出现死亡报告。

再一次,就是今年春节前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。截至2月19日,全国确诊病例累计例,疑似例,治愈人,已死人。台州确诊病例例,治愈69人,死亡数为零。

台州的瘟疫是如何发生的

从历史记载来看,台州古代的瘟疫大多来自于天灾,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人祸造成的。

属于天灾引起的,主要有下列四种情形:

1.气候反常。如大旱、久雨、“春行夏令”等等。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,是因为“非时之气”(即时令之气不正常)而造成的。譬如,东汉时期台州发生的大规模瘟疫,就是因为“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”所造成的。既然“岁时不和,温凉失节”,人就容易“感乖戾之气而生病”;而人一旦生了这种病,相互之间容易传染(即“病气转相染易”),从而导致“一家灭门”或者“延及外人”。

2.与水灾有关。由于台州地处浙东南沿海,经常会遭受台风的袭击,大雨滂沱,海溢潮涌,加上山洪暴发,泥沙俱下,从而造成严重水灾,经常会出现“平地水深数丈”的现象。久泡水中,极易造成水的变质和病虫、毒菌等滋生。而此时,人一旦饮用了变质的水,接触了病虫、毒菌等感染源,就容易生病。所以,在台州的历史上,有许多次都是因为水灾而带来瘟疫的。这在民间,叫做“大灾之后,必有大疫”。

3.与虫害有关。虫害主要是指蝗灾和蝇灾。而蝗虫成灾又往往与干旱成灾有关。在台州历史上,常常可以发现旱与蝗相继出现,其后疫疠随起。如明崇祯十五年()发生在台州的那场瘟疫,就是由大旱引起蝗灾、再由蝗灾引发瘟疫的,结果“死者相藉”,十分悲惨。不过,关于什么是致疫的害虫,在人们的认识上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在年的“除四害”运动中,先是被指定为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四种。后来,麻雀被平反,改为臭虫,最后被确定为蟑螂。

4.因饥荒而造成。饥荒也是一种天灾。每逢大旱、大涝的年头,都会出现饥荒。按照病理学上说,冻饿与暴暍是发生疾疫的重要原因。所以,与饥荒相伴,随之就会出现疫情。如,明万历十六年(),台州发生大饥荒,“民食草根木实,死者无算,疫病流行”。不过,饥荒有时也属于“人祸”。如20世纪60年代初,我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,台州各县都发生了“饿、病、流、荒”现象。当时,有“老三病”(浮肿病、妇女病、小儿营养不良症)和“新三病”(浮肿病、干瘦病、小儿营养不良症)之说,这些虽不是瘟疫,但也足以导致人心不稳、人口外流、田地抛荒,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稳定造成极大破坏。

属于人祸引起的,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:

1.战争。这又可以分两种情况。一是被动的。指古代冷兵器时代,由于战争期间士卒集结,死伤相继,相互感染,导致疫情蔓延。如,三国黄龙二年(),卫温、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远航台湾,就是因为“士众疾疫”导致伤亡严重,结果活着回来的士兵不到两千人。东晋元兴元年(),孙恩攻打临海郡,也是因为军中瘟疫传染,才被临海郡太守辛景击溃,导致全军覆没。二是主动的。指现代人在战争中利用病菌和毒气等手段,人为制造瘟疫,想以此打败对方,取得胜利。这在台州的近代史上也有过例子。年4月,国民党台湾当局先派3架飞机,从宁波方向经天台、临海、黄岩、温岭向东海海面飞行,沿途撒下大量传单、食物、玩具和昆虫等,经化验,这些抛撒物上均有杆菌、链球菌等致病细菌。后又多次进入台州上空,撒下传单和毒物。台州百姓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,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突击周活动,进行“四清、六灭”,没有造成大的疫情危害。同年8月,国民党台湾当局又派飞机4次侵入台州,经温岭、黄岩、临海、天台、仙居5县21区,撒下大量传单和毒物。有9位农民拾到传单后,手臂中毒起泡。年5月,国民党台湾当局又一次派飞机侵入台州,改在玉环的陈屿、福山一带上空投掷毒气弹,27名农民中毒。

2.饮食问题。主要指乱杀野生动物,乱吃“野味”。年底在广州爆发的“非典”,就是因为有人吃了果子狸,而果子狸身上携带有一种来自于遥远山区山洞里蝙蝠的病毒,这个人便成了超级传播者,导致了一场烈性传染病的爆发。今年武汉首先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,也据说病源来自于某种野生动物,可能与黑猩猩、蝙蝠有关,也可能与獾、老鼠或非洲猴子有关。现在,武汉市早已关掉了兜售野生动物的华南海鲜市场,医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病毒“宿主”。

3.对疫情的处置不当。指在瘟疫大爆发的过程中,灾区官员欺上瞒下,因而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机;或者在实际处置的过程中,管控不当,救治不力,因而造成交叉感染,大面积死亡。对此,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,都是要被问责、追责的,严重者甚至要被削职罢官或坐牢。如,南宋淳熙九年(),朱熹巡历台州,以宁海人户流移千有余门,而知县王辟刚恬然不恤,亦无申报,遂奏其不职状,王被罢。年初,台州发生散发性的麻疹、白喉等流行疾病,台州地委指示各县紧急行动起来,做好卫生防疫工作。当时,三门出现脑炎,死亡13人,三门县委对此瞒报,而且采取防控的措施不力,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,结果受到台州地委的严肃批评。

台州人如何应对瘟疫

瘟疫一旦爆发,是很可怕的。它会带来大批量的、甚至灭绝性的死亡,导致“十室九空”、“死者相藉”。但是,面对瘟疫,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人们为控制、降低、减少瘟疫的流行,还都是相当积极的。

纵观古代的抗疫,由于受科学技术、医疗条件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家的财力等因素的制约,抗疫救灾的成效有限。人们通常采用的办法,无非是外出逃难和相信迷信。当瘟疫来临时,逃难成为了台州百姓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携妇将雏,离乡背井。如,南宋淳熙九年,宁海有一千多户人家外逃;明永乐年间台州受蝗害变疫影响,仅黄岩县就出现了10多万人的流民。可殊不知,这反而将病源传得更快、更远,因此,往往造成“死者相枕连途”和“白骨露于野”的惨象。所谓“相信迷信”,则是希望用神的力量来消除病殃,降服灾魔。在台州迷信盛行,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如,许多地方都建有白鹤殿,这是对白鹤大帝(即东汉方士赵炳的化身)信仰的表现。当年赵炳采用巫术为百姓治病,被章安令以“惑众”之罪杀害,可他死后却被百姓奉为白鹤大帝——疫病的保佑神,这算是台州民间的一大奇观。在椒江海门、葭沚一带,至今仍在流传的“送大暑船”活动,是一种典型的渔民“送瘟神”习俗的延续,从中也保留了古时候人们欢娱神灵、祈求平安的传统。

当然,在长期抗击灾疫的过程中,台州人民也积累和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和预防措施。

1.隔离病毒。办法就是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,集中治疗病人。这就是《汉书》上记载的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”。同时,对那些已经得了瘟疫的村镇,会让军队进行强制封锁,尽量不让人员外出;对疫区进行紧急处理,比如给井加栏、上盖,以便于控制饮用水;在村镇四周撒上白石灰,用来切断瘟疫的传染源,防治疫情进一步扩散。

2.用药施救。官府会组织力量到地方为民众诊病,将医药分给疫病的百姓。在西医还没有被广泛引入国内之前,基本上都是采用中药进行治疫。官府会组织采购大量中草药,熬制药汤,免费送与病人服治。据说,唐朝时,中药生地黄成为瘟疫的克星,曾经让瘟疫得到有效的控制。民国时期,有人采用“乌梅泻心汤”医治霍乱,取得明显效果,此方剂采用的中草药有乌梅、生附、云连、黄芩、甘草、干姜、白芍、赤石脂等。自从清光绪二十七年(),英国传教士白明登在台州府城望天台创建恩泽医局(医院)以后,西医逐渐在台州推广,并且在救治瘟疫的过程中,西药结合中草药,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。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民国三十七年(),医院院长周文达首次临床诊断出钩端螺旋体病,为全国第二例。这是由各种不同型别的致命性钩端螺旋体(简称钩体)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全身性感染性疾病,属自然疫源性疾病,鼠类和猪是两大主要传染源。其流行几乎遍及全世界,在东南亚地区尤为严重。由此可见,台州用西医诊治疫病的能力到了一定的水平。

3.及时处理病尸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。因为大量疫死的人和动物的尸体如不及时处理,就会导致疾疫的再生,殃及其他无辜的生命。所以,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及时做好病尸的焚烧或掩埋工作。

4.重视预防。由于许多瘟疫是因为自然灾害后环境不好引起的,因此,平时做好生活环境的清洁和消毒,成了人们应对瘟疫的一种必要选择。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,台州就有立春日“焜春”(焚烧樟木,将房间的各个角落熏一遍),正月十五“间间亮”(防蝇),端午节喝雄黄酒、挂艾叶、洗草药水(可以杀菌抑菌)等传统。年新中国成立后,曾多次发动群众,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,男女老少齐上阵,青年打先锋,少年来助阵,目的也是为了打好防疫战,保护一方平安。另外,饮食也是重要的病源。要防止“病由口入”,平时必须要有禽兽鱼虫的禁忌,不能乱杀生,乱吃野味;还要养成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,不吃生,不吃自死、疫死的动物,不吃有霉变的东西等。可以说,这些都是台州人民在长期抗击疫情中总结出来的经验,对预防疾疫的发生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。

当然,针对病毒性的瘟疫,还是需要结合西医疗法的;针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疫病,还有许多医学上的难题需要攻克。

(备忘录:关于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发生重大疫情的大概数目,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在年发表的《中国古代疫情年表》中曾作过统计。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的年里,我国共发生重大疫情次。其中,秦汉34次,三国8次,两晋24次,南北朝16次,隋唐22次,宋金70次,元朝24次,明朝39次,清朝次;平均6.1年发生一次重大疫情,后期频率加快,到了清朝,这个数字变成了2.3。)

作者简介:

王康艺,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台州市文化学者,椒江区政协文史专员。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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